我的1978年高考

学习报联商，改变自己的职场环境 40-46#  2019.05.13-31连载发表于报联商读者群

 

 

群主按：  

    即将到来的6月初，全国又要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了，看着那些紧张备考的孜孜学子们，不禁想起41年前我自己的高考。

早年曾写下过一篇回忆录。去年春季，在我参加高考40周年时，也曾向出版界的朋友询问过：能不能找到哪个媒体发表一下？人家答曰：如今都是自媒体时代了，要发表就自己发表吧。

一晃又是一年。现在，又到了高考季，也许是年龄大了？还是忍不住要发表出来，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当年。那，就在自己的群里发表，和大家分享吧。

希望朋友们不要嫌弃，如果觉得“老生常谈”，不看就是了。

 

我觉得这也是在普及介绍“报联商”---- 通过此文，让群友/读者们了解作者走过的人生之路，负笈东渡的求学之路是如何起始，远渡东洋取回“报联商”真经 也是多么的不易。

 

本文拟分七小节，自5月13日开始，分七次连载到6月初高考前夕结束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古贺 传浔

 

 

书山有径勤为路，学海无涯苦作舟

—— 我的1978年高考

 

大家都知道我这一辈子是吃日语饭的，可是我又是怎么和日语结缘的呢？说来竟然好笑。我是在文革之中，知识无用论横行的年代开始跟着收音机学习日语的。谁知道，这一学，就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。

 

1.     与日语结缘

那是1976年5月。我当时已经25岁了。

 

刚刚过去的4月，发生了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天安门事件，邓小平再次被公开打倒，全国一片批邓 / 声讨邓小平复辟的浪潮。那时人们看不到国家的前景，更无权安排自己的命运，一切都只能听从党的安排。

 

业余时间里，人们只好用打扑克，拱猪（现在的斗地主）来消磨时光。我也曾经是彻夜扑克族，打得很上瘾。但是，打了一阵之后，觉得很无聊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总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。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内心很迷茫。也找不到个什么人可以商量前途，所以很苦恼。

      

当时我在一个汽车队做修理工，每天干修理汽车的活儿，钻汽车底，抬发动机，卸轮胎，调刹车，车钳铣刨泥瓦木，板金水管电/气焊，什么都干……，一身油包的工作服。

 

有一个周六，下班时，单位管人事的大姐犯了头疼病，我们几个单身汉大小伙子，把她抬上单位的一辆汽车给送回家去。到了她家安顿下来，却听见放在床上的半导体里正在播放「あ,い,う,え,お」的发音。我问，这是什么？回答说是她念初中的女儿在跟着收音机学习日语，这个星期刚刚开始。

 

原来，中日自1971年10月建交以来4年多了，和日本的交往日益增多，老一辈会日语的人已经陆续老去，国家急需新的日语人才。当时的大学虽然已经部分恢复，但招上来的“工农兵学员”在校学习的大多是政治。而且很多教授讲师都还在“牛棚”里接受“改造”，没被解放，学校的师资队伍人才奇缺，在校生的专业课程水平因此受限。所以，收音机才开设了广播函授的日语课程，面向广大听众授课。

 

也许因为我的父亲是教师，从小就受到“唯有读书高”，“艺多不压身”思想的影响吧，在闲极无聊之中，碰上这种广播函授课程刚刚开班，管它学的是什么呢，心想：学点什么，总比闲呆着混日子强吧。抱着这一想法，我就打算开始跟着学。

 

一问人家，说已经开班一个星期了。于是，转天的周日上午，就跑到市里的外文书店去买课本。哪里还有？早卖光了。硬是跟柜台的售货员说好话，人家只好把书架留样的独本样本借给了我。当场趴在柜台上，把课本上的第一课给抄了下来。那时根本不懂日语，完全是照葫芦画瓢的描（说“画”也许更贴切些）那些弯弯曲曲的日语假名。

 

好在是每周一，三，五讲一节新课，二，四，六则重播前一天讲的内容，周日再全面重播这一周的三节课。平日中午12:30到13:00播第一次，晚上19:00到19:30重播一次。第二天完全重播前一天的同样内容 ------ 这是照顾函授学员的特点，进度很慢。

 

那个周日的上午，在书店抄了书，赶回家中补听中午的一周重播，晚上再听一次重播，第一周讲的内容就这样看着抄来的课本给补上了，可以说是咿呀学语。

 

第二周继续讲第一课（函授课都是好几周才讲完一课的）。几周过去，第一课讲完了，去书店看，还是没有课本，就又在那儿把第二课的内容给抄（描画）了回来，又能凑合几个星期。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2.     闷头苦学

在车队上班，中午休息只有一个小时。每天12:00下班的铃声一响，我连工作服都不换，就这么一身油包的，骑自行车用9分钟飞驰回家。那时家里就妈妈和我这个老儿子娘儿俩过日子。我做饭手底下非常麻利就是在那个时期练出来的（妈妈有高血压的病，做不了饭）。回家脱掉外衣就动手做我和妈妈的中饭。两人的一饭两菜一汤到12:30左右，基本上可以端上饭桌，马上打开收音机，边吃中饭边认真地听12:30到13:00的第一讲。到了12:50分时，把妈妈扶持上床睡下后，连碗都堆在桌子上来不及洗，就又得骑车飞奔回去上班。

 

晚上17:00下班。那时还有“天天读”一个小时（政治学习：读毛主席的红宝书，读报，紧跟形势批判邓小平……），还几乎天天晚上停电。回到家是18:15了，这才比较从容地洗中午的碗，作晚上吃的饭。1976年时还没有煤气，家家都是点煤球炉子，要是中午走时没封好火，炉子灭了的话，还要重新生火点炉子！19:00到19:30分当天的日语讲座重播，是我这一天可以一边吃饭一边听全了的一讲。晚上收拾完家务活之后，就自己自习日语。

 

那时周围也没个老师，更没有个同学。我自学日语在单位里也不敢声张，不能让领导和工友们知道，否则会批判我不务正业！我当时又是单位里共青团的委员，在大讲阶级斗争的时候怎能不“突出政治”，而去学洋文？

 

学习呢，也没有个方法，就是听课，一遍一遍地抄写单词，默写单词，抄写课文，默写课文，然后背课文。也不知自己的发音对不对，也没个同学给纠正。自己做课后的作业，对照正确答案时发现做错了，也不知道错在哪儿。

 

就这么地凑合学下去吧，谁知，刚讲到第五课（也就是日语的各种发音刚刚讲完的时候），1976年7月28日，发生了唐山大地震！中央广播电台的这套讲座播不下去了。接着9月9日，毛泽东主席逝世！这一停课，就是两个多月。

 

这段时间，我干脆跑到外文书店去，趴在柜台上抄人家那册样本。这回有时间了，干脆一模一样地抄（描画），连每一页的版面都抄成一样 ----- 书上的这一行/这一页到哪个字结束，我也就抄到哪个字。好在两个多月的学习，写单词，抄课文，已经把日语的假名和字母们写得有点模样了。

 

结果到10月份（时逢四人帮被抓捕后）再恢复播讲时，我硬是照葫芦画瓢地把第一册的课本生生地手抄了一册下来，连封皮都照猫画虎地画了一张，规规矩矩地加上封面，制本装订成册地自制了一册课本！（后来前院王老师说她的孩子要学习日语，找我借去了这册手抄本，没再还回来，每当想起一直是很惋惜的。）

 

1976年10月恢复播讲时，为照顾全国听众，又重新从头来过，再教一次A, I, U, E, O 的发音。这，对于我这种大龄学外语的人来讲，太好不过了！这回更加认真地听讲，巩固了发音基础。

 

那后来就接着学下去了，从第二册的课本开始，就自己提前去书店买到手了。其实广播函授学习的规律都是开班第一册时人们一哄而上，越到后面能继续跟进的人越少。

 

学习一直都是自己学，既没有同学讨论，也找不到老师当面给指点，真是不知道自己学得怎么样，连读课文的发音对不对自己都不知道。

 

学到语法阶段，难度逐渐加大。函授讲座的进度每天虽然很慢，只讲一个句型，或一个惯用型，一个词尾变化等，但往往是这节课的内容还没来得及消化，下节课又接踵而来！（没有同学，没有老师，只是自己听声音学习，仅业余那点时间，年龄又大了……），日复一日地，慢慢出现了耳朵虽在听课，脑子却跟不上转的现象，感觉到学习如“负重登山”。

 

无奈，晚上自己自习时便想了一些学习方法：把助词的用法呀，动词的变化呀，形容词的词尾变化呀，惯用型句式呀，反正课文里讲过的重要语法现象都做成自己看的懂的大表格，用粗粗的黑笔写在挂历纸的背面（那年代百姓能找到的大型纸张也就这个了），用扣钉钉在墙上，吃饭时耳朵听收音机里讲语法时，眼睛就盯着那些表格，寻找相应的语法现象看着，来辅助听课 ----- 要不然脑子就跟不上转！

 

于是家里墙上贴了很多这种大表格，像大字报（这些东西现在还珍贵地保留着）。那时妈妈还能说话，“日本语”三个字的发音是“尼虹窝”，吃饭时指着墙上的那些表格问她那是什么，她说是：“你哄我”。

 

这样艰苦地学习了一年后，1977年7月，妈妈高血压的脑溢血再一次复发，又住院了。陪伴妈妈住院的那40多天，晚上下班后就去医院的病房（地震后在医院的院子里搭的大帐篷病室，几十张病床）。到上课的时间了就插上耳机听课。晚上在院子里的路灯下自习后，就那么和衣斜歪在妈妈的病床脚上，打通腿睡去，反正20来岁的单身小伙子，没那多讲究。

 

这次妈妈没能像以往多次住院那样，经治疗之后再站起来，终于彻底地瘫在了床上。妈妈出院回家后，我的生活担子更重了 ----- 每天妈妈的吃，喝，拉，撒，屎，尿，洗，涮都要由我来照顾。晚饭后为了能尽量设法恢复她双脚的走路功能，我总要熊抱着妈妈在屋里走一阵路。

 

伺候妈妈洗脸，擦身（卧床不起，却一点褥疮都没有！）睡下后，我还要到院子外面的自来水龙头那里去，用水桶提水回来灌满家里的水缸。当过兵的我喜欢干净整洁，每天都要把屋子收拾得干净利落了，再用拖把把地拖一遍，心里才静得下来，才能有心思进入我的学习。

 

做完这一切得21:00点了。那个年代全国也都还没有电视可看，停电几乎是每天的功课。夜晚为了省灯油邻居们睡得都早，平房的大院子里，各家各户的窗户黑黑的，只有我的窗户亮着小小的油灯，我开始复习白天跟着收音机听的那点儿内容，进入日语的世界，沉浸在语法，变化，句型…….的海洋里，直到夜深。

 

从我25到27岁（1976-1978）两年多的青春时光，我就是这样 ----- 不搞对象，没有娱乐（那年头若不打牌，也真的没什么娱乐），白天上班修理汽车，下班回家照顾半身不遂的妈妈，晚上坚持着业余时间自学日语，就是这样度过的。学习日语占去了我几乎所有的夜晚业余时间，再也没打过扑克了（围棋偶尔还是要下的）。

 

现在回想起来，说是热爱日语吗？也谈不上。只不过是在打发青春过剩的精力，消磨多余的时间罢了，也没有什么坚强的意念，更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，就是靠一股子“得学点儿什么，不学不行”的极朴素的想法支撑着自己，真的没有什么目的，真的。

 

3.     报考，备考

这期间，国家粉碎了四人帮，结束了文革，万事开始拨乱反正，意识形态里开始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，经济建设开始了农村的承包到户，国家开始从文革的浩劫中全面复苏。

 

文化方面也从极左的禁锢中苏醒回来，于1977年恢复了高考。上大学不再靠工农兵推荐，而是可以凭个人的能力考试啦！ 也许是因为在基层车队的原因，当1978年初夏我得到这个消息时，第一次（77届）的招生和考试已经结束了！而我从1976年5月到1978年的5月，跟着收音机也已经自学了2年的日语，课本也学到了第四册快完的时候（全套共6册）。

 

其实在1975年夏季，我倒也曾参加过一次工农兵学员的考试。记得那次只考一道政治题：“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，讲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促进生产的最大动力”。8开纸的卷子，我是正反两面洋洋洒洒地给它写了个满满当当，大讲修理汽车时的活思想，后来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克服了困难，云云…….）。但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，加上当时上边的计划是在我们公司招一名会计，而我报的是天津大学内燃机系，从而我没有被录取。略表过不提。

 

1978年春季，我得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后，立即决定报考7月份的全国统考。

 

当时我在车队正好在学习驾驶（脱产两年）。一天跟师傅上路，练开车。一天在车队，带领6名工友学修理汽车（那时的驾照是需要会修车的，要考试的），执照就快要拿到手了。复员军人嘛，单位的骨干力量，所以我即是基干民兵，又是团干部。以这种身份，正面去跟单位要求报考大学的话，单位是不会给我开介绍信的（那年头，没有组织盖上大红章的介绍信是寸步难行，什么事也办不成的）。

 

这一回，又是最初的那个人事大姐起了作用 ----- 我暗地里在偷偷自学日语，单位里没有别人知道。有一次冬天，轮到我们这组学员上路练驾驶，路过我家时，教练师傅和工友们进我家去灌点开水。师傅和工友们进屋看见我家里墙上贴的那些外文表格，问我：这是什么呀？我说是哥哥在学外语，给敷衍过去了。

 

可是，那个人事干部大姐因为她的女儿也在学，是知道我一直在学习日语，并没有中断的。于是，我就跑去私下里跟她说：我不过是想借这个机会，通过考试让老师给打打分：看一看自己这两年到底学到了个什么水平。得个高分呢，就会有点成就感，如果不及格呢，就再努力。而且保证：我只是到了第三天下午才请假，只去考个日语单科就罢。这么一说，她就给我开了介绍信。我是这样才得以报上名，也算是走了个后门吧。

 

最初的想法太简单不过了：真的是想只考外语这一门，只去一个下午就行了！我内心仅仅是想借这个机会，通过考试让老师给我的自学成绩打打分，想看看自己这两年的自学到底学到了个什么水平。自学两年来，总算第一次找到个机会，能利用参加考试的方式，跟某位懂日语的人交流一下了（真的很渴望找到知音）。当时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和远大理想，也没有人能给我指出这将是一件影响我人生的特大事件。

 

报上名以后把这事跟我的三姐讲了。三姐是师范毕业，在中学当物理老师。她就劝我：反正两块钱也花了，不如六门都去考考看。能歇三天公假，在家呆着也是呆着。我想想倒也是这个理，于是这才想全面地去考一考。

 

另外，我也还有点私心：说实在的是心疼那两块钱的报考费。尽管我当时一个心气地只想去考外语这一科，但是人家一报考就得交2元钱的报考费。这对于一个月工资36元的人来讲，一次性花掉月工资近6%，可算是份大花销了（那年头看场电影5分钱）。花这么多钱却只考一门，岂不是亏啦？考试要考六门功课（语文，政治，数学，历史，地理，外语），哪怕是只参加第三天下午的外语考试，我也可以借此歇三天公假不必上班。如果我六门全去考的话，单位也不能不准我的假，这好歹也对得起那2元钱的报考费呀。真的，现在听起来这种想法好可笑，难逃占公家便宜的嫌疑，可我当年就是这么想的（思想水平真低）。  

 

再说，我当时在单位里修汽车已经5年，算得上一把好手了，该会的技术都会了，从心里不愿意再去重复干那每天都一样的活儿，正在自己闷头进行修车工具的技术革新 ------ 反正就是有点不愿周而复始地重复每天过同样的日子，想换个活法了。

 

定在7月初的考试，这时已进入6月，没多少时间了。既然去考就得复习呀，可哪还来得及？白天要上班，晚上伺候妈妈睡下后跑到三姐学校去，那时她们几家没房户的老师，1976年8月唐山地震后到了1978年的夏天，都两年了，还住在学校在操场后面给搭的临建房子里。隔壁就是数学老师，语文老师的，方便倒是蛮方便的。

 

夏天嘛，吃过了饭，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，受到拜托的老师开始先给我摸底，准备好对症下药地进行补习。可是我文革前只上到了初中二年级，三角，几何根本就还没有学到，经过十年的文革，连怎么解一元二次方程式都忘得干干净净！老师看了看我的底子直摇头 ----- 这课是真不知从何补起。姐姐，老师和我，大家都哭笑不得。

 

结果，这仅有的一个月备考时间，一天班也没歇，不敢请事假备考呀，怕漏了馅被同事们知道了嘲笑。

 

好歹到了考试的日子，事前政府有文件发下来，各单位不得阻挠考生应试，所以我得以顺利地三天都能有公假去考场。可是这一来，同车学驾驶的工友们也就都知道了。我只好又以看看自己水平为借口敷衍一气。毕竟那时候《知识越多越反动论》，《知识无用论》还没来得及被拨乱反正过来，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市场。

 

同时，也没觉得自己能考得上。至于考上了去还是不去（妈妈瘫痪在床），更是根本都没认真想过。所以，还是先留好后路再说。

 

4.     考场窘迫

7月7日上午，第一场考政治。我那时哪懂马哲呀？早上4点起床，楞背了一通书就去了。进了考场发下的卷子一看是16开纸（相当于现在的B5尺寸）连在一起的四张，其中一张上印得有考题。题目忘了。我的答卷可是洋洋洒洒，写满了正面3页还言犹未尽呐，又翻过来把背面4页也写满！正反两面写满了7页纸，最后一个交的卷子。

 

可是后来发榜才知道，如此努力，还是没及格：仅得了59分！也许是判卷子的考官看到这名考生笔走龙蛇，虽然是洋洋千言，可却离题万里，实在是没法子给及格。可是在两个小时的考试时间里居然能写出这么多的文字来，而且语言通顺，可见此人起码是思路敏捷，手没停笔，就这份辛苦也不好不给点分吧，可又不能违反纪律给及格呀，所以才给的59分吧？（这仅是我的瞎猜）。

 

上午考完出得考场是11点，骑车赶回家去给妈妈做中饭。从考场的学校骑自行车到家是11:20，照常做饭，扶持妈妈吃饭。吃了饭，下午是14:00考数学，觉得比平常12:09分到家，13点要赶到单位去上班从容多了，可以睡个午觉再去！

 

中饭时外面下起了雷震雨，早上起得太早了，好困！哗哗的雨声中，立即沉沉睡去，这一觉可睡过了头！跳起来赶紧骑上自行车往考场赶。雷阵雨虽然停了，但马路上积了水，立交桥地道里的积水更是没膝。不管它，猛蹬几下冲将过去！ 

 

好不容易自行车趟着积水赶到了考场，还是晚了，卷子都发下去了。指着绾到膝盖以上的裤腿和一身的泥水，在门口指着那张位子上空空的桌子右角贴着的考生号，拿出我的准考证和监考的老师说，我就是这个座位的考生……。好说歹说地对付了半天，人家才让进了考场入坐。

 

喘息未定，眼看考卷，浑身上下摸个遍，才发现竟然一支笔也没带！于是举手：“老师借您的笔用一下行吗？”

 

尽管我是竭尽全力地，非常认真地对待了这张数学考卷，而且也是努力到了最后，又是坚持到最后一个交卷。但发榜时才知道我这一场忙活，只得了区区8分！—— 连圆锥体的体积都不会算了！

 

好在后几门是我的强项，什么语文呀，历史呀，地理呀的，出了考场还有点自信，可是最后那一场关键的外语可要了命了。那题目现在看来很简单，可当时就是不懂呀。记得有道题是个俗语翻译：“手を焼く”。其实意思就是不好办，只要答“棘手”两个字就是满分。我看不懂呀，于是就写：“手”是名词；“を”是助词，而且是宾语助词；“焼く”呢，是个五段自动词，它的词尾应该如何如何变化…..，等等，整个一个给人家讲起语法来了，倒是扬长避短了。

 

当时在考场上心想，费尽巴力地跑到这儿来，总不能交白卷吧。知道什么就写什么吧，管它的呢！于是，吭哧吭哧地写了两个钟头，又是最后一个交的卷子，把自己知道的那点日语知识都写上去了，真是货真价实地“使尽了浑身解数”。

结果，外语这门主科考了多少分呢？ 47分！

就这，还考进了大学，而且还是以“优异”的成绩“超破格录取”呢！

 

不信？听我慢慢道来。

 

5.     居然考上了！

进了大学后，一年级下学期时，有一次我们的老师（工农兵学员留校，只担任低学年教学）和我们谈起了当时他们被派去判卷子时的难处：1978年初招生的77届已经把当年外语专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几乎都给收进来了。政府要求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得招生两届（年初1月份招的算是1977届，7月份考的这批算1978届），而当时学校里的高中生们，刚从学习毛主席语录转向学习文化，还没什么实力可以竞争，于是夏季招生的这批78届，只能是以面向社会人员为主要招生对象。

 

可是十年文革中《知识反动论》横行，和日本建交刚刚6年多，广播函授也才试播了两年，如果不是家庭有日语背景的话，普通的社会人哪有几个人能懂多少日语呀？全国统考的卷子倒是有统一的标准答案的，但如果真的按标准答案来判卷子的话，那可就没有人能考及格，连一个学生也招不进来了，今年上级下达给外语学院48个名额的招生任务可怎么完成呀？于是判卷老师们就此情况请示了市高教委。答复是：为了完成招生任务，只好是“沾边就给点分吧”。我们这一届学生就是这样被“优待”进大学的。

 

后来得知：当年全天津市报考日语专业的考生据说共有6百多人（我估计除了某学校里开了日语课程的高中班以外，就是两年前和我一起学习这轮广播函授课程的那些人）。但1978年夏季的统考，全市日语单科成绩过了60分及格线的考生只有8名！这8名考生，全被重点大学的南开大学外语系收走了。我们被招进外语学院日语系的48人（实际报到45人）中，有13名50- 59分的人被分为第一班，我们40- 49分的16人（我成绩47分）被编成了第二班，其余39分以下的16人，统统被编为第三班。三班里外语单科最低分的人，日语只考了23分！就这，都还是“沾边就给分”才得到的成绩！------ 可见当时社会上是真的没人。

 

不过这种格局，仅仅维持了一年，进入二年级就打乱了重新编班。因为经过一年的学习，大家的水平基本上拉齐了。至于后来毕业时有一位进来时来被编在一班的“优等生”，竟因成绩不及格毕不了业，那是后话。

 

从考场上下来，我也去三姐学校和帮我补习的老师们对了对答案。其结果令我对自己的考场表现有了点自信。

 

填志愿更是笑话。根本不懂，随便街上买份报纸来，自己看那上面开列的学校，也不知哪个好那个坏，也没和任何人商量，就随意写了第一志愿天津外语学院日语系，第二志愿是厦门大学日语系，第三志愿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日语系。后来进了大学和老师们谈起来，才被笑话我乱点鸳鸯谱：厦门大学和北京二外都是比天津外院好得多的一流学校，哪有倒着报志愿的？

 

志愿也报过了，这才开始认真考虑上不上这个大学的事来。因为患病瘫在床上的妈妈还和我一起生活着，由我照顾着呢。我若上学去了，户口就要迁到学校去，妈妈的生活护理可怎么办呢？整个7月和8月我就一直在纠结此事：如果录取通知书来了，我到底是去报到？还是放弃不去？

 

犹豫不决，就逐个写信给哥哥姐姐们征求意见。返回来的答复都是一致的：如果考上了，就一定要去上。因为爸爸对我们7姊妹的最大愿望就是让我们都能接受大学教育。文革前，前四位哥哥姐姐都如了愿，但是一文革，我们后面这三个（一个哥哥一个姐姐，我最小）就与大学无缘了。文革期间那是没有办法，咱家出身不好，指不上人家推荐进大学，如今恢复了高考，既然能自己考上，那就一定得上，有机会一定要完成逝去的父亲的遗愿。至于妈妈的照顾，由迄今为止的大家出钱（每人每月5元）我出力的方式，改为由同在天津的二哥接手照顾，其余兄弟姐妹（包括我）出钱。为此，三姐专程召集二哥和我，转达了家族兄长们的意见，征得了二哥的同意。

 

事情虽然这样商定了下来，可毕竟还没有发榜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考上了没有。但是第六感觉还是挺有的。7月份，将近两年的驾驶学习各科考核都通过了，我们这批同时学车的14名工友都拿到了白色实习驾照，开始各跟一辆车，上路实习驾驶3个月。既然想上大学去了，所以8-9月里实习开车的时候，不是教练车了，助手席师傅的脚底下没有了副刹车，一切情况的处理都要靠自己，于是我就特别的小心，不敢出任何事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

6． 考了第一名！

9月底，单位通知我去公司取录取通知书。也没什么特别高兴的心情，很平淡。那时并没有感觉到这一步对我的人生将是多么地重要。

 

拿到通知书和成绩单才知道，虽然我的外语和数学考得真不怎么样，但是其他几科很棒！历史竟然得了94分，地理得了84分，语文也得了73分。

在6科满分600分的情况下，我的总分是365分！能考出这个分数，在那一届考生里是超高分了！（相当于如今的650分吧）。

 

后来进了学校才知道，当年的外语类录取年龄线定在23岁以下（外语要从娃娃学起），天津外院日语系的录取分数线设在6门总分230分即可录取。特殊分数高的人可以考虑超龄录取到25岁。

 

我呢？是27岁录取！

 

如此破格录取就是靠的这365分的总分太高了的缘故。另外，第一志愿乱报的天津外院也是歪打正着了----- 档案一到天津外院，人家一看这么高分的考生（可以说是当时的状元了！）直奔自己而来，真是难得，当下就留档了。

 

因为那时社会上，脑袋里还能有这些知识的年轻人真是不多呢。能考出历史94分，地理84分，语文73分的人在当年几乎就是奇迹（张艺谋也是那年参加的高考。他别说考出这个成绩，根本就没及格，没被录取！后来是某领导发话才破格录取的）。开学后了解到身边的其它44名同学，尽管有的单科分数比我高，但6门的总分我的确是那一届里最高的。

 

别忘了10年知识无用论横行，人人都在打扑克混日子，谁读书呀？10年不读书（不过，也的确没书可读），说声考试哪能一下子就来得及把知识装进脑袋里去？那不就看这十年中平常的积累了吗。幸亏我这十年没有沉沦，没有淹没在扑克海中，平时只要有机会就找书读。四旧书都烧了/禁了，没有书读。手头仅有的一本读报手册都翻烂。毛选四卷的正文虽然只读了一遍，文后的注释却读了好几遍，那里面真的有不少知识呢。

 

现在回头看，当年那些考题也太一般了----- 历史，考考王莽篡位，唐太宗的姓名什么的；地理嘛，考考日地月运行关系，国际日期变更线之类的。就这，都没人答得来！那一届全国的高考录取率仅有7%！（600余人里仅选45人），能考得上的人真是凤毛麟角，被社会称为“象牙塔里的王子”啊。

 

9月28日拿到了通知书，9月30日驾驶执照由“白本子”（实习驾驶执照）换成了“红本子”（正式驾驶执照），也就是说我从二级汽车修理工转为二级驾驶员，工资可以从36.00元涨成39.20元了。一起学习驾驶的工友们都很高兴，那年头讲的是方向盘（汽车司机），大盖帽（警察），听诊器（医生）这三种职业最有“路子”了。因为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这三种职业最有门路，搞得到物资（鸡蛋/肉/食油）等食品。

 

拿到了“方向盘”的师兄弟们哄笑我：“（天津方言）学那洋巴巴蛋干嘛？放着方向盘不用”。我也不回答，但是心里想：“燕雀岂知鸿鹄之志哉”。 

    

就这样，过完了国庆节休假，1978年10月5日（周三）我踏进了天津外语学院的校门，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。

3年军龄加上5年工龄，已经27岁的我，以8年工龄的资格，带着每个月国家照发的39.20元的工资（叫人民助学金），读完了我的四年大学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7． 反思，后记

Ø      现在来回想/分析一下：

l      假设再早一年，挑战（77届）呢？

肯定没戏！因为有外语专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那些人压着（他们从13岁就

开始学外语啦），我们这些社会人肯定竞争不过他们。

再者，当时我的学习也还没到火候 ----- 1978年1月进考场虽然和7月进考

场只相差了6个月的时间，但是跟着收音机函授学习6个月，对我这样自学

的人来讲是多么的重要。我相信“量变到质变的飞跃”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积

累的。

 

l      我们这届（78届）的实况

没有比我们厉害的外语学校专科生压制我们，而当年的应届高中生们也尚未 

形成竞争力 ----- 我们这一届招进来的45名学生里只有一名高中生（报到时

我27岁，他才18岁）。我的其它同学都是社会人 ----- 什么建筑工地绑钢

筋的，纺织厂的挡车工，修手表的啦，小学教师啦等等。

 

l      如若再晚一年（79届）呢？

也没我的份儿！那年录取的学生以外语专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为主，普通高校

日语班的应届毕业生为辅，虽然也还有个别年轻的社会人，但那一年不论我再  

考多高的分数，学校也绝不会把年龄再放宽到28岁来录取我这样的社会人了。

 

l      而到了1980年（80届）

       那更是清一色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啦，根本就没有社会人的份儿了。

 

ü     如此说来，我简直就是在1978夏天，那唯一的一个适合我的窗口时间，抓住了天赐良机，几乎可以说是“钻”进了大学的—— 感谢1978年招了两届！

      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我的命运吧？

 

现在细回想：不论是盲目地开始学习，还是匆忙报考；不论是被动复习，还是考场迟到，乱报志愿……这一沟一坎，能够坦然/ 平稳地闯过来，都是我那已于10年前去世了的知识分子父亲在指点着我，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吧？

 

当然，这背后也包含着我在那十年文化洪荒的环境里自强不懈地努力——偷看书，偷书看，彻夜排队去领取市图书馆的阅览证等等（均有别文另述）。否则当机会来临时，自己冲不上去，也只能是瞪眼干着急（正不知有多少同龄者顿足遗恨，望洋兴叹呢）。

 

回顾我的上述经历，正应了一句箴言：“机会总是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”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和合（古贺 传浔）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04年8月29日忽发写作冲动，夜深动笔，至清晨6:00一气呵成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早就有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之愿，直至今日才得以完成，我心甚慰。

 

后记： 

1982年从大学毕业时，正值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起步，社会上会日语的人凤毛麟角，我们这一届大学毕业生，马上被各市级政府机关抢去应急了。

 

后来和国际友人谈话时，时髦的说法叫为了增进中日友好才开始学习日语，其实谁又知道：至少我当时不是出于这种高尚的目的，那时开始学习日语的初衷，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已。

 

文革，把一切都扭曲了。想来可笑？其实可悲！

 

       但是“天道酬勤”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这就叫做：“动锯就下沫”——努力了，必有收获；投入了，定有产出！

——路再远，只要不停地走，总能走到；事再难，只要持续去做，总能做完！

 

后话：

1980年代中期，我被派往日本工作，又经留学硕士之后，在日本企业就职。 

世纪之交那年（2000年）我已是外企驻华首席代表兼在华子公司的总经理。

整天过的是全国满天打飞滴，入住5星级宾馆，出入乘轿车的日子。

 

有一次，偶遇了当年同车学驾驶的工友，得知改革大潮早已冲垮了原有的体制，我们的那个汽车队早就解散了！教练师傅才刚50岁出头就突发心梗过世了！当年同学的工友们大多转岗/下岗，有的改行，有的在开出租，有的甚至在摆地摊修理自行车！

 

闻听此言，脑海里瞬时闪现当年去参加高考时的景象，恰似昨日般仍历历在目。而这边厢，竟已是天上人间！

呜呼，真是恍如隔世，好一似经历了沧海桑田！

 

遥想当年：

如果那时没自学呢？如果没去考呢？如果真的只考了外语一门呢？如果考上了也没去报到呢？（我们那一届就有3名被录取的考生没来报到）   

 

是命运之神眷顾了我？

还是我自己靠拼搏改变了命运？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9年5月复核（全文完）